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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国际出版业发展态势解析

  自2008年9月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界的动荡不安,使世界经济走向低迷的谷底。两三年过去,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状态有所松动,但国际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发展动力不足。面对金融危机的余波,全球出版业出现了衰退、萎靡和重振乏力的状态。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迅猛发展又使一批出版企业受到鼓舞,振作起来,奋力而为。挑战与机遇并存成为2010—2012年国际出版业界的主基调。

  一、2010—2012年国际出版业发展环境

  (一)各国政策环境变化对出版业的影响

  2010—2012年,美国、英国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缓慢走出,经济有所恢复。而另一部分国家,尤其是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再次陷入欧债危机之中,经济衰退,国家信用等级降低,失业率持续攀升。在欧洲,一些国家还因此出现了街头暴乱、大选期间的政治动荡和民众对经济状况的持续担忧等负面社会现象。日本发生的大地震以及引发的核电事故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也给近800家书店造成了约为50亿日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出版业面临着宏观经济环境不良和个人相关消费减少的双重压力。

  在并不十分乐观的经济状况下,不同国家对出版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尽相同。美国、英国采用减少政府资金投入的方式来控制或压缩财政赤字,出版及相关行业包含其中。例如,美国削减了图书馆服务科技法案(LSTA)、夏季阅读计划、图书捐献数据库等众多与出版业直接相关的公共开支,对教育部通过学校图书馆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项目甚至出现了零投入。2011年起英国持续缩减对图书馆和英国艺术委员会的预算,这不仅威胁到图书馆馆配市场,影响阅读推广活动,甚至还波及需要政府资助的小型诗歌类出版社和少数民族作品的创作。尽管美英两国政府资金投入的减少给出版馆配业务、教育图书市场和阅读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但并未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大众图书发行零售和出版物出口产生阻碍。与英美两国不同的是,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都以持续或短期政策扶持出版业的各个环节,提高出版企业应对不良经济环境的能力。

  三年间,各国政策法律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对以电子书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市场的调整上,这包括明确定价、调整增值税、倡导标准化、治理网络发行市场环境……各国因本国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措施,但目标都是规范数字出版市场,保证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公平竞争。以“文化例外”为政策导向的法国率先通过了电子书统一定价法,明确了电子书法律概念、定价权归属、电子书销售分配原则等重要事项,从而保证了传统出版机构在电子书定价过程中的核心利益。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分别调整了电子书增值税率,以鼓励出版商开发电子图书的积极性,保护传统出版业免受数字内容提供商挤压市场空间。美国司法部则站在维护各类图书分销商公平竞争权利的角度,与阿歇特、哈珀·柯林斯和西蒙·舒斯特达成和解协议,要求出版商必须允许分销商拥有为单本电子书提供打折销售的空间。日本和韩国近年的图书数字化政策对行业的干预动机表现的比较明显,侧重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维持线上与线下销售渠道平衡。日本政府确立了支持出版物电子化的补贴机制,实施“电子书籍转换格式标准化”计划,制定开放型可无偿利用的电子书转换格式标准,希望出版业和图书馆为民众提供便捷完整的数字化内容。当然,并不是所有政府的努力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在韩国,多年来为解决出版流通领域的两极分化以及实体书店、网络书店失衡问题,政府采取了许多举措,但目前成效甚微。

  (二)数字技术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读者对网络的逐渐依赖,传统出版业积极应对,从产品定位、企业结构、战略选择等多方面、全方位地融入数字化时代的市场,来满足读者新的需求。

  三年间,数字出版终端经历了从单一电子阅读器兴盛到多媒体移动终端蓬勃发展的迅速变革。2010年初,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及其电子书处于全球电子书市场的优势地位。但同年苹果推出的iPad突破了电子阅读器的局限,为出版商提供了互动性、娱乐性和吸引力更强的终端设备。在此基础上,少儿、旅游、美食、艺术等出版种类虽较文学、社科等稍晚开始数字化内容开发,但其进行数字化出版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与读者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实现内容的个性化服务,而将文字内容的数字化呈现放在了次要地位,反而更快地跟上了读者的需求。终端设备的丰富也为出版业提供了更多的内容发送渠道。传统书店、网络书店、应用平台相互补充,同一内容被更多读者和用户关注。

  数字技术发展以及在出版业中的应用为国际技术巨头强势进军出版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亚马逊通过Kindle阅读器撬动了图书零售与物流配送的依赖关系,顺利进入出版上游。至2012年底,亚马逊通过近8年时间开辟了涉及翻译图书、浪漫小说、科幻/惊悚、悬疑/惊险等6个系列的类型小说产品线,并开始收购线下出版社和出版资源,进入传统出版领域。2012年4月,微软大规模注资美国巴诺书店,开发Nook阅读器及配套平台,蓄势进入大众教育出版市场。

  数字技术发展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业外企业进入出版产业,改变了传统出版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行业链条上众多企业之间的关系。出版机构自上而下改变组织结构,通过专门的数字出版部门统筹内部数字出版战略方向和技术需求;改变人力资源配备,在高层管理者中聘请技术专家,引进数据分析师和工程师进行具体产品的开发和维护;通过收购、参股的方式与持有技术专利的公司合作,为内容资源寻求高质量的技术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出版机构已经不再是出版产业链条上的核心一环。内容与受众的紧密关系被不断强化,出版机构变为两者之间的桥梁。

  (三)国民阅读状况对出版业的影响

  阅读与出版业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阅读作为前提和基础,出版业无法谈及存在与发展,更谈不上繁荣。然而,影响一个国家国民阅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因素、科技因素、社会因素等。这些因素对国民阅读的影响能够辐射到整个出版行业。在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国民阅读率、国民阅读习惯以及阅读购买习惯都会或多或少有所变化。

  国民阅读率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购买力以及支出分配,阅读这般精神食粮在经济窘况下对大部分民众来说不会成为其消费的首选。随着工作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民众会更倾向于选择电视、网络等媒体提供的信息来度过空闲时间。民众花费在娱乐文化上的时间和精力的加大也可能意味着阅读支出会有所降低。而阅读需求不振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出版行业。如,2012年初,韩国图书出版种类和发行数量都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韩国民众近几年阅读率不断下降。根据《2012年韩国出版年鉴》的调查,2007年韩国成人读书率是76.7%,2011年约为65.8%;2007年未成年人读书率是90.6%,2011年降至83.8%。

  令人欣慰的是,欧美各国国民阅读率、阅读时长、阅读册数等数据在三年中没有如韩国这般大幅度的下降,人们对阅读的喜爱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2012年,西班牙的阅读率为63%,比2011年增长1.6个百分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大众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和途径,在面对众多选择之时,大众必然会选择自认为最便捷最感兴趣的阅读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纸质阅读对一部分大众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在一系列有关国民阅读情况调查中都对民众的电子书阅读进行了专门研究,结果显示,上述各国民众电子书阅读比例都高于5%,而欧盟国家民众使用互联网进行数字媒体阅读的比例为34%,西班牙为58%。韩国“同时阅读纸介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读者达到12.9%。自2007年亚马逊Kindle问世和2010年苹果的iPad推向市场以来,各种数字化产品扑面而来,使人应接不暇。这也大大地改变了民众生活与阅读习惯。2011年美国电子阅读者已经达到2590万人;2012年德国电子书市场共约有240万名消费者,平均每年购买电子书5.5本,其中主要是电子小说。在数字设备的席卷之下,一个新的名词“低头族”(Phubbing)应运而生。低头族们在地铁、公交、排队等所有不必须与其他人交流的零散时间里,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上网、聊天、玩游戏、看视频、处理琐事,把零碎的时间填满。这样的方式也使碎片化阅读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短小的文章、微小说、微电影……成为大众阅读的一个重要媒介。

  有人说,Kindle、iPad等高科技产品是图书市场的终结者,但这种说法实在是失之偏颇。尽管今天的出版市场日渐低迷,但是据《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所言,2012年的图书市场远没有支离破碎。这些平板电脑、电子阅读终端和智能手机对出版市场的发展贡献不俗:不仅可以使出版商快捷敏锐地接触到全球最新的图书市场需求,还促进电子书销量增加。

  二、2010—2012年国际出版业发展概况

  (一)传统出版:在应对挑战中艰难前行

  2010—2012年,全球传统出版业经历着经济萎靡不振的接连冲击,面对着数字出版时代新技术、新渠道、新模式的挑战,在应对与尝试中寻找着持续发展的模式。对本课题所涉国家出版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之后可以看出,各国图书出版企业运用包括减少出版数量和印量、增加再版书比例、减少图书引进等多种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适应本国严峻的经济形势。

  1. 传统出版不断调整

  在金融危机的几年中,除英国、俄罗斯、西班牙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图书出版总量。2010年起,各国图书出版调整显现出更多的国家特色,与全球经济环境的联系有所减弱。从图书出版总量上看,美国、法国在金融危机之年处于低点,随后持续增加,而德国、韩国则是在2012年达到2007—2012年六年间出版总量的底点。俄罗斯、日本和韩国距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核心地区较远,加之语言差异使三国出版市场相对独立,年出版种数的变化也与本国具体情况有更密切的关联。

  近年,纸质图书的年出版种数在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等国有减少之势。即便ISBN申领总量增加的西班牙,其实际纸质图书的出版种数也是在2010—2011年间减少了近5000种。

  在各国图书市场中,文学和儿童及青少年读物都是出版重点,教育教学类图书也是大部分国家的重要出版种类。以2010年为界,美国、法国、韩国最主要的图书出版类别有比较大的改变,德国、俄罗斯、日本没有变化。美国2011—2012年学校系统与结构调整,英国推出一项面向教育类图书的专项资助经费,法国2009年以来的课程改革等因素都给本国的出版业——尤其是教育类图书产生了不小影响。

  在期刊出版领域,虽然有像加拿大这样的市场出现了期刊种数和整体发行量增长的情况,但这毕竟都是个案。最为普通的现象是,各国期刊的发行量、订阅量、广告量、销售额和广告收入都普遍下降,出版商利润只能依靠其他业务来维持,期刊的盈利空间不断缩减。在英国,与大众杂志相关的数据全线下滑;在美国,2012年杂志广告页面比2010年减少了2万页之多;在俄罗斯,杂志广告收入三年内减少12亿卢布。期刊出版商需要通过多种经营这样的多元化方式立足市场。

  2. 传统渠道重振乏力

  金融危机与数字浪潮的接连冲击使连锁书店、独立书店、报刊亭等出版业的传统销售渠道长期处于被动调整的状态。数字化时代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电商的崛起,为此传统零售业备受影响。出版业也未能幸免。随着网络书店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及电子书的步步紧逼,实体书店不得不直面困境。2010—2012年,美国实体书店数量减少了13.6%;2011年,法国最大的400家书店的总营业额比上一年减少了10%;以文化用品销售为主的法国维珍集团关闭了7家店铺,其中包括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旗舰店;2011年一年,日本减少了253家书店,经营面积减少了470多万平方米;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关闭的书店多达600多家,近8年报刊亭减少了3.1万个,给实体书刊向边远地区发行带来了很大困难。

  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大型书店的萎缩。在美国,有着40年历史的第二大零售业书商——鲍德斯(Borders)不堪数字化洪流的冲击于2011年2月份申请破产保护,由于最终也未能找到救助者,鲍德斯于2011年7月21日向联邦法官提交清算计划。自此,鲍德斯这一美国图书零售业巨头倒下了,成为数字图书迅猛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牺牲者。在英国,2008年继拥有百年历史的英国图书零售巨头伍尔沃斯(Woolworths)倒闭之后,著名的英国水石书店(Waterstones)也曾宣布2009年至2010年利润同比下滑了70%,并一直在网络书店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在法国,大型实体书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营业额连年下降。即便是雄踞排行榜首位的福纳克连锁店(Fnac)也在2011年出现了销售下降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少大型连锁机构采取了积极措施。网络书店与实体书店的相互补充已经实现,连锁书店遂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电子阅读器的研发上,美国巴诺自行研发了Nook,法国福纳克也定制了自己的阅读器。这样的举措,无外乎希望通过迎合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留住更多读者。

  3. 对外贸易不断加强

  在实物进出口方面,金融危机之后的欧美国家出口表现出迅速回升的态势,仍是全球出版实物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除加拿大、日本和韩国是出版实物流入的重要市场,贸易逆差明显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都处于顺差状态。上述五国年图书出口额占本国图书销售总量的比例几乎都在15%以上,英国更是高达36%,美国和法国更是出现了多年未曾有的出版物贸易顺差。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国家之间的实物贸易往来虽然依旧频繁活跃,但所占份额已有所减少。美国、法国、英国虽然是加拿大主要进口来源国,但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2011—2012年,英国向其他欧洲地区出口的收入减少是其出版物出口总额减少的重要原因。

  通过观察各国翻译图书在年出版图书中的比例可以发现,非英语国家大力引进其他国家的优秀出版物来充实自己的出版市场,一般翻译图书在年出版图书中的占比都超过10%,韩国更是达到了1/4。在这些引进的图书中,英语图书占相当比例,在如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译自英语的作品甚至占到全部翻译图书的近50%。

  除美国、英国是公认的版权输出大国之外,法国、德国的版权输出能力也不断提高,法国图书版权输出在2012年已经达到10798种,多年来第一次突破万种大关。即便如此,德国和法国年引进/翻译图书总量仍高于本国年输出图书。由此可见,在图书出版业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有两个世纪以来技术、文化、语言等多种优势的欧洲出版大国,也仍需不断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优秀的出版资源,持续丰富本地市场的产品种类,达到文化多样性和满足不同读者群需求,进而实现良好行业收益的目的。

  近年,中国已成为这些国家图书贸易的重要伙伴。在出版物实物进出口方面,中国大陆在法国图书出口目的地中的排名不断提升,同时也是日本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三大进口地。在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方面,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都是各国开展版权贸易的重要对象。2012年,汉语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版权输出语言,达到图书输出种数的近20%;2010—2012年,汉语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大的图书版权输出语种;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版权输出目的国,也是其版权引进的第六大来源国。

  (二)数字出版:在机遇中迅速发展

  数字移动终端日新月异,读者群不断扩大,读者需求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数字时代对整个出版业环境和产业链条造成了深刻影响,数字出版物销售额大幅攀升,自助出版逐渐被传统出版企业所接受,出版企业的“内容生产者”形象逐渐被“内容提供者”定位所取代。

  1. 数字出版销售势头良好,大众市场增速惊人

  2010—2012年,数字出版物迎来了销售如狂飙猛进般的增长。有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数字出版物的总销售量比2010年翻了一番还要多;数字出版物的销售收入占到总销售收入的15%,而2010年只有6%。近年来,数字出版收入占英美两国行业收入的比例早已达到两位数。而到了2011—2012年,其他国家也有较大的进步。2012年,法国统计到的传统出版商数字出版收入已占其年销售收入的3.1%,而在金融危机之时,这一比例还不足1%。也是2012年,日本电子书销售额占图书销售总额的8.3%。

  在所有的数字出版物类型中,电子书无疑是增长最快的。2012年,电子书销售额占据美国图书销售总额的22.55%,三年之内增加了近15个百分点。2011年,英国出版整体产值下降了2%,但是消费型的电子书却实现了366%的爆发式增长。2012年,德国共售出电子书1320万册,比2011年增长了近3倍。2012年,日本电子书销售额比上一年增加了17.9%。同期,韩国电子出版物销售额也一直保持着年20%~30%的增长速度。

  与以往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导数字出版发展方向有所不同,这三年内,大众出版领域的数字产品销售更引人瞩目。三年中,美国电子书出版种数增长220%,其中儿童青少年类就增加了1.65万种之多。2011年,美国大众成人读物的电子版销售首次超过了精装书,2012年的销量更是达到了5亿册。而在成人类小说类别中,电子版的销售额占比更是高达30%。在英国,电子书中销售量最好的是小说,其电子版销售额几乎弥补了纸质版小说销售的下滑。2012年,德国出版社申报的近50000种电子书中,文学类图书超过1/3,而非小说类大众读物也已经达到12.8%。2010年日本“电子出版元年”以来,掌握众多优秀图书的出版社开始进行图书批量电子化和进行电子书销售,“新潮新书”“岩波新书”“岩波少年新书”等知名品牌的图书已经开始电子版的销售。

  2. 自助出版方兴未艾,开放获取迎来转型

  自助出版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但真正成功打造出一批百万销量作家,引得传统出版商侧目与效仿的当属亚马逊。亚马逊通过自助出版平台和作者中心,不仅能为作者出版作品,还可以提供高效透明的版税收入服务,凸显了出版机构为作者服务的理念。至此,兰登、西蒙·舒斯特、哈珀·柯林斯等老牌出版机构均建立了作者平台,甚至不惜重金收购成熟的自助出版平台,加快向自助出版的转型。就在这样的努力下,2011年,自助出版在美国出版市场取得了良好成绩,实现销售收入1亿美元;自助出版图书达到20万种,已经超过美国全年出版种数的大半。

  涉及学术出版的开放获取(OA出版)在经历了10年的尝试之后在2012年迎来了重大发展契机,欧盟、英国、德国等政府及科研基金机构相继发布支持开放获取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出版商进一步创新论文内容形式,增加图表、视频、html或ePub格式;大力缩短刊期;提高数据库综合检索和整合利用的能力;借助网络为研究人员构建学术社交圈;提高论文访问和被引用数据提供的及时性。

  3. 新媒体不断涌现,数字出版新形式不断出现

  三年间,苹果系统和伴随着出现的应用程序(Apps)开发热潮在数字出版技术方面引领了新的浪潮。之前还在努力完善更新自己官方网站,打造作者个人博客或网络交流平台的传统出版机构又开始了一次更新发布内容渠道的新尝试。由此,出版机构或者将自己的内容提供给应用平台,或者为投放专业信息开发专门店应用程序。生产内容、联系作者、维护读者群体这些传统工作之外,出版机构必须拿出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精力进行新渠道的建设和维护已成为大势所趋。好在这样的投入可以获得良好的回报。除自身出版内容获得了一个全新且易为读者接受的渠道之外,出版机构还得到了比传统渠道更为精准和全面的读者信息,更为直接和丰富的读者反馈,掌握了内容生产至关重要的市场反应。

  在发行零售环节,传统书店和渠道也在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中有所收获,线上零售渠道也试图建立线下销售点,线上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有所融合。网上购物的红火和移动商务的迅速崛起使传统出版产品即时消费的特点显现,消费者临时起意的冲动消费心理也带动了部分出版物的销售。网上书店的领军企业亚马逊在日本开始尝试与便利店合作,满足顾客就近取货的需求,降低自身物流成本。在Twitter、Facebook、Whatsapp等具有社交功能的平台成为读者网络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后,出版物的营销将明确目标读者和一般读者有效的结合起来,具备市场潜力的出版物的信息会在读者帮助下实现快速和有效的传播。

  (三)大型企业:在挑战与机遇面前积极推进数字化与全球发展战略

  2010—2012年,数字出版技术、载体、模式的不断翻新仍是全球大型出版传媒集团无法逃脱的时代环境。面对技术挑战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国际出版传媒集团使出浑身解数来规避风险和谋取更大的发展。

  1. 技术投入、内容积累与平台搭建多管齐下

  数字技术为大型出版传媒企业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2010年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深化,大型出版传媒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也突飞猛进,其运用与驾驭数字技术的能力不断提高。各大型企业不断地通过扩充优化数字资源、收购数字出版资产以及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提供商、内容投送平台从而拓展盈利空间等方式来应对数字化洪流的挑战。

  在数字化领域中,亚马逊可谓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当苹果公司的平板电脑iPad在全球大行其道,诸多业界专家纷纷预测Kindle将大难临头之时,2011年9月亚马逊发布了升级产品Kindle Fire,扭转了iPad市场占有率持续升高的局面。有了自有品牌阅读终端作为后盾,再加上不断通过并购扩大势力范围,亚马逊整个集团的发展越发地顺风顺水,在2012年实现净营收3834亿元人民币(约合610亿美元),同比增长30%,2011年和2010年净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为43%和46%。

  近几年来,不少传统出版传媒企业还通过收购或投资入股数字出版资产的方式来加快数字化步伐,补充其数字化短板。2010年,为了扩大电子产品和服务,麦格希收购了著名软件公司Tegrity,增加了讲座自动录音业务。2012年年末,培生集团宣布以5.6亿元人民币(约合8950万美元)买入连锁书店巴诺书店电子阅读器Nook业务5%的股权,这标志着培生集团也开始涉足电子阅读器市场。

  许多企业在与数字技术提供商、内容投送平台合作方面也作出了诸多努力,甚至大规模开发适用于不同用户需求的数字化产品,以期通过创新经营及服务方式赢得客户和市场的双重认可。2011年5月,兰登书屋英国公司宣布与苹果展开合作,将以代理模式出售电子书,扩充兰登书屋读者选择并购买电子书的渠道。2011年1月,随着网络社会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世界级传媒帝国的掌门人默多克也敏锐地把握了前沿走向,宣布新闻集团与苹果公司合作开发了首份iPad电子报——The Daily,积极尝试利用数字技术提供商、内容投送平台拓展自身盈利空间,并加快集团数字化进程。专业出版商威科到2012年底已经开发了近200种供智能手机用户下载的移动产品,向法律专家、财会人员和保健专家及时提供重要应用和资讯信息。

  2. 并购重组持续升温

  近几年来,随着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以及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冲击,许多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依然选择通过并购重组这条道路来应对危机和开疆扩土。他们有的是为了强强联合,有的是为了进军某一领域弥补自身业务的不足,还有的是为了吞并一些在某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品牌来壮大自身的力量。总之,通过不断的并购重组,整个出版传媒行业更加拥有生机与活力。

  企鹅与兰登书屋的合并可谓是强强联合的典范,这是近几年最引人注目的一桩合并案。2012年10月底,英国出版与教育巨头培生集团与德国最大的传媒集团贝塔斯曼宣布,同意将两公司旗下的企鹅出版集团与兰登书屋合并,以此在科技巨头和电子书革命领导者亚马逊和苹果两家公司手中收复失地。根据协议,贝塔斯曼将拥有该合资公司的53%股权,并将提名5位董事进董事会,培生将拥有剩余股权,并将提名4位董事。两家公司都必须将他们在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保留至少3年。企鹅集团董事长兼CEO约翰·麦金森( John Makinson)将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兰登书屋CEO马库斯·道尔(Markus Dohle)将出任CEO。此次合并在2013年7月初宣布完成。

  为开辟新的专业领地而收购或注资的情况对于大型出版传媒来说极为常见,如,2012年,培生/企鹅集团以7.29亿元人民币(约合1.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自助出版公司作家方案公司(Author Solutions Inc.),企鹅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马金森(John Makinson)表示:“自助出版已经成为了出版行业的主流。”

  通过并购或投资来不断壮大自身的例子也不胜枚举,2010年亚马逊购下了托比出版社(Toby Press)出版的120本图书的出版权,亚马逊将通过“亚马逊重唱(AmazonEncore)”和“穿越亚马逊(AmazonCrossing)”等项目重新出版托比出版社的图书,以纸质版和Kindle版投放在美国和国际市场上。2011年,亚马逊又收购了英国在线图书销售商国际书库(The Book Depository International),该公司面向全球逾百个国家的用户销售600多万种图书。2012年,亚马逊继续发力,先后收购了多切斯特出版公司(Dorchester)及旗下已出版的多个品牌系列的一千多部书的版权;以及拥有63年历史的小型出版商艾维龙图书出版公司(Avalon Books),该出版商主要出版神秘、浪漫和西部片类型的精装书籍。亚马逊公司不仅在阅读终端的研发上下足功夫,在出版内容上也力求先人一步。

  3. 国际化发展向新兴市场倾斜

  三年间,涉足出版业的技术公司、传统出版集团在国际市场拓展方面都各有建树。国际业务的不断拓展,也使得各类集团在各出版大国出版行业整体状况不甚理想的情况下保持了自身较好的发展势头。

  专业出版商非常重视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快速增长国家的业务拓展。威科在这些国家广泛推广商标/法律计费软件;威立创立了巴西分公司。各类平台成为集团跨越国家地理疆域的最佳途径。爱思唯尔收购了巴西一家展览公司,以期覆盖更广泛的南美洲市场;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国际数据服务,将美国、英国等数据资源向其全球用户推广。

  进入出版业的技术公司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巴西成为他们2012年开发新兴市场的首选。Kobo、谷歌和亚马逊在24小时内先后宣布在巴西落地网店的消息,对巴西电子书市场的形成将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业务的不断开展为集团带来了丰厚收益。2012年前9个月,培生国际教育业务销售额再次取得13%的增长,其中北美教育业务增长4%。大众图书出版集团凭借出版全球畅销书和挖掘本土优秀作者实现了在图书市场衰退国家和地区的业绩增长。兰登书屋虽然在欧洲南部欧元区国家已经经历了连续3年的经济危机,但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业务却凭借英语读物的良好市场表现而有增无减。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2010—2012年国际出版业的主基调。不管是各国经济政治变化、政策调整,还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出版业的广泛应用,一方面给国际出版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使传统出版业在艰难中探索;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无限机遇,让出版业升级转型,加速与新媒体融合,驱动国际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积极推进数字化,发展全球化。

  (本课题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2版)”部分成果。课题组组长:范军;副组长:姜晓娟;成员:王珺、刘莹晨、张晴、侯鹏、王卉莲、宫丽颖、舒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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